《使女的故事》加拿大作者阿特伍德专访 Featured

Monday, 16 May 2022 09:48 Edit by  作者:张悦然 Published in 新闻聚焦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作品频频得奖,其中包括《盲刺客》、《证言》、《使女的故事》,在世界范围拥有广泛的文学声誉。

“见证往往发生在动荡时期。我曾说过,有四种主人公:平凡时代的普通人;平凡时代的非凡人物;非正常时代的普通人;非正常时代的非凡人物。见证之举,往往是普通人在非正常时期完成的,常常是以日记或日常记录的形式出现……”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Margaret Atwood )在1939年出生于加拿大渥太华。自第一部长篇小说《可以吃的女人》1969年出版至今,她的作品频频得奖,其中包括2000年以《盲刺客》、2019年以《证言》两次摘得布克奖,因此在世界范围拥有广泛的文学声誉。

阿特伍德的小说大多关于反抗——古往今来的生存问题,无非是反抗自然或是反抗压迫。其中以被影视化改编的《使女的故事》最为人熟知。在她的笔下,女性成为了书写者,而且我们必须通过她们的书写来认识她们,了解她们,哪怕这种认识和了解充满谬误,也没有别的办法,她们不再是男性眼中的缪斯、尤物或魔鬼。她们是她们书写出来的每一个字。
三联生活周刊:人们总是惊叹于你旺盛的、源源不断的精力,而你将其归于你的好奇心——一种家族遗传的天赋。最近你参与的“实战乌托邦”(PracticalUtopia)似乎就是一种有趣的尝试。但是新事物总是层出不穷的,有些将会持续发展,有些则是速朽的,在这个信息纷繁的时代,你是如何判断和把握那些新事物的价值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实战乌托邦》是一档为期八周的在线互动课程,将在2022年9月底在迪斯科网站(www.disco.co)上线。做这件事是为了回应那些向我提问的人——“你写了那么多反乌托邦的故事……对未来还有没有积极的预想呢?还有希望吗?”所有参与《实战乌托邦》的人都将接受一个挑战:改善我们现有的生活方式——对生态环境有如此大的破坏力,因而对人类自身也有破坏力——以此创建更加绿色的“乌托邦”,比如减碳,如果能做到就好了;改善的方式要保持低成本,以便切实可行;还要有足够的吸引力,足以吸引大家动手去做。

从衣食住行、节能减排这些事情入手,我们将为参与者提供一些可行的方案,像搭积木一样去操作——我们已经找到很多了!比如:用蘑菇做的鞋子?能将空调所需能源和产生的污染减少80%的过滤器?我们也会仰仗一些专业人士的帮助。我们怎么能知道哪些新发明将有积极深远的影响,会普及运用,会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我们无法预判。至于我,我和别人一样:去看能看到的证据,试图分辨谁可能在撒谎,尝试做出有理有据的推断。既然没有人能够真正预测“未来”——变数太多了——我们只能这样尽力而为。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与死者协商》中,谈到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认为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道德意味的小说,然而道德责任和社会责任如若使用不当,又可能带来施展权力、操控人心的问题。因此你说:“当艺术家试图获取超出艺术领域的力量时,就进入不保险的状态;但若他压根不面对社会现实,就有变得无足轻重的危险。”你似乎做出选择,领受了第一种危险。现在你拥有巨大的“超出艺术领域的力量”——对一些女性来说,你是她们的精神领袖,你会担心它存在施展权力、操控人心的作用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是一条永远在拉紧的绳索。自始至终,做任何类型的艺术家都是相对而言“不安全的”。艺术家和作家没有军队,也没有警察……他们在物质世界中没有任何真正的权能。有时候,他们会有“影响力”,但即便有,也很含糊;即便煊赫一时,也只是一时而已,因为影响力受制于日新月异的时事潮流。在动荡的年代,作家和艺术家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因为他们就像出头鸟那样显眼,又都是单枪匹马——没有军队之类的——不管是否刻意为之,他们都散播了道德观念。因此,不管“另一方”对什么有异议,都会把他们当作攻击对象,他们就会被“以儆效尤”。那么,艺术家要如何反映现实呢——前提是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之类的地方?

很难。但并非不可能。我们尽可讨论那些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和艺术家们。

你的问题还涉及了另一点,我认为,那和自我膨胀的危害有关,或者说——反过来说——发现“成功”成了阻碍。这两种都是真正的危害。就我而言,身为加拿大人在这一点上有好处——我们国家相对较小,在全世界算不上大玩家。加拿大也是一个不允许其艺术家产生不切实际的、浮夸的自我认知的国家。只要你开始夸夸其谈,他们很快就会戳破你的气球。

作家只是一本书的创始人,这也是事实。读者与书有关联,但与作家关系不大。当作家和当流行音乐偶像是两码事——从来没有人尝试去偷作家的鞋带,反正据我所知是没有。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最近为《纽约时报》做的那一期播客中,主持人埃兹拉·克莱因(Ezra Klein)认为,你的小说中所体现出的超前于时代的认识,源自你身上具有的一种从不忽视“他人会忽视的事物”的才能。这让我想到,你在《与死者协商》中谈到,“见证”是一个作家能做的最重要的事。而你一直把才能视作上帝所赐予的礼物,首先要能够抓住它,然后要悉心呵护。可否讲一下,你是如何抓住并细心呵护这种“不忽视”的才能的?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见证往往发生在动荡时期。我曾说过,有四种主人公:平凡时代的普通人;平凡时代的非凡人物;非正常时代的普通人;非正常时代的非凡人物。见证之举,往往是普通人在非正常时期完成的,常常是以日记或日常记录的形式出现——我们之所以能对14世纪的大瘟疫(黑死病)有所了解,正是因为人们在灾难进行时留下了文字记录。“二战”期间,对诸多事件的隐秘记录被埋在地下或藏在墙里,直到今天仍时不时地被人发现。有些记录零零散散,是被偷运出来的,例如库尔齐奥·马拉巴特(Curzio Maraparte)的《完蛋》(Kaputt)、阿瑟·库斯勒(Arthur Koestler)的《中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19世纪的奴隶叙事也是一种见证。我的小说《使女的故事》就是用了这种文体。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的很多小说里,激烈的战争发生在女性内部。你充分和深刻地描写过女性之间的仇恨和敌意。在现实中,你写的《我是一个坏女权主义者吗?》,使很多你的拥护者走向你的对立面。在这一轮的女性主义风波中,你对女性之间的敌意有更深或不同的理解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女性是人类。她们不是天使。她们也是一个一个的人。她们有能力产生敌意、分歧和权力斗争,和其他人没两样。我们为什么该对此感到惊讶呢?这并不是在否认女性时常受到剥削和不平等的待遇。她们确实遭受了这一切。然而,成为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并不意味着你就永远正确。

《我是坏女权主义者吗》起源于一场争议(详情可见https://truthandconsequences. substack.com)。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位大学教授被指控在一次未经许可的教职员工会议上强奸他人,而他对此一无所知。眨眼间,这件事就传遍了社交媒体,虽然公众对假定存在的细节一无所知,他还是在舆论法庭上被公认为有罪。有调查表明,对于这项指控,他其实是无辜的。他赢得了一场仲裁。然而,有些人还是继续称他为强奸犯。现在,他正在起诉他们诽谤。虽然主审判决尚未开始,起诉过程中就已揭穿了不少谎言和掩饰错误的行为。

我反对的是那种态度:只要有人被指控,就认定那个人犯了罪。如果这样都行,那我们何必还要取证、审判呢?

至于“女权主义”,现在至少有75个不同的分支。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别人!(正如我前面说的,女性是个体组成的,是人,不是天使。)

三联生活周刊:你曾说,《使女的故事》剧集所产生的轰动效应与特朗普上台有密切关系。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政治对文学的影响。然而,随着这部作品成为新一轮女性主义运动的纲领,它也被政治化了,与此同时,其文学价值一定程度受到忽视。事实上,由于你本人对政治的热心参与,评论家更喜欢用政治来解读你的所有小说。你是否认为,这种倾向可能会造成它们的文学价值未能被充分发掘和阐释?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的,文学作品会遭遇这种现象。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曾被指控淫秽而遭受庭审,哪怕它有文学价值。许多书都曾被焚、被禁。但要我去担心这类事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我对此没有掌控权。只要一本书出版了,它就在读者手中了。未必每一个读者都会仔细阅读,同样,未必每一个读者都会给出善意的评价。

作家无法操控各界书评。作家也不该有这种控制力。

三联生活周刊:你早期的小说《浮现》还有一些自传性,后来的小说则与自己关系越来越远,至少表面看来是如此,但是如果说你认同库切的说法,任何小说都是自传性的,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那个时期的自己,你认为你在不同时期创作的女性形象,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自己吗?比如《别名格蕾丝》中的格蕾丝与《使女的故事》中的奥芙蕾德。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我们应该相信作家关于写作的任何说法吗?(顺便提一句,自传往往是不太可信的。)如果我们太较真儿地只看字面意思,那么,“一切文学作品都有自传性”就纯属无稽之谈,比如:谋杀悬疑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并不是连环杀手;我本人从没当过男人,比如《羚羊与秧鸡》中的吉米那样的小伙子;我也不是19世纪的爱尔兰女仆。如果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书中的一切都经由作者的大脑,再由作者的手指输出,那么回答才是:是的。

我要说的是,这个问题并不在于小说家把他或她自己照搬到纸页上,而是要找到关联点、共鸣点。格蕾丝·马克斯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写作对象,我们根本不知道她是否真的犯了谋杀罪。围绕着这件事,她讲了三个不同的故事。奥芙蕾德是身处非正常情境里的普通人。她不是牺牲小我的女英雄。我们有好多共同点呢。

三联生活周刊:幽灵和鬼魂一直在你的小说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你将写作这种行为,视作一种“与死者的协商”,而作品是作者穿越边界,从另一世界带回来的东西。可以给我们描述一下你的构想中,那个属于鬼魂的另一世界是如何运行的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a)在记得死者的那些人的想象中,死者其实没有死。b)死者存在于时间之外。因此,死者知道一切秘密。这就是奥德修斯要向亡灵提问、埃涅阿斯要下冥界的原因。c)孩童时代,万圣节一直是我最喜欢的年度佳节。

问:你为很多小说写过书评及序言,也在文论里谈论过很多作家。你的阅读涉猎如此广泛,以至于我们反而难以从中看到你的情感偏好。可否说出你在阅读中感到最亲近、与你的创作具有紧密联系的几位作家。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没错,各种各样的书我都读!但我从来不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我说出一些仍在世的作家,没被提到的其他人就会恼火。如果我说出一些去世了的作家的名字,别的亡故作家也会恼火。这可能是个糟糕的问题。不妨这么说吧,我欣赏的作家有很多很多,而且努力做个用心的读者。

三联生活周刊:你几乎每年出版一部作品,以这种速度持续了几十年,你的丰产令人叹为观止。你曾说:“作为作家,不论男女,必须自私才能得到写作的时间,可女人并没有接受变得自私的训练。”那么,你认为自己是如何接受了“变得自私的训练”,从而理性地处理生活与写作的关系的呢?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年轻时,我指望打零工来扶持我的写作,因为在当时的加拿大,能靠写作生活的人屈指可数。而且,从小到大,我都知道有许多家务事等着我去做。我学会了在间隙时间里写作——没在忙别的工作、没在拖地板(打个比方)的时候。幸运的是,我现在可以随时随地写了。我不需要特定的条件。小时候没有电——只有一盏灯(烧煤油的)——那对我很有帮助。所以啦,没有任何特定条件!现在,给你写这份回答的时候,我是在葡萄牙的酒店房间里,之前有一组采访,之后要去一个古老的遗迹和家人同游。

要么选你,要么选午餐……我选了你。

三联生活周刊:1990年你在接受《巴黎评论》采访时,就如何看待以前自己的作品的问题,你说,也许等到你80岁,会像吃一大桌隔夜的菜那样,重看过去的作品,但此刻你只想专注于眼前这个盘子里的东西。现在80岁到了,你仍在忙着做新菜。不过假若你能抽出一点时间回望,你如何看待自己过去的作品,有没有什么遗憾的地方?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有些旧作中的字词太多啦。换作现在的我会删减一些。(但跟你说句实话,我最近没把旧作都读一遍。让我惊讶的是,居然还有人在读那么老的书……1969年?我出版第一本小说的时候?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想想那时候,那么多事都还没发生呢!)2069年距离现在只有47年。当你到了2069年,可以告诉我那时候的世界是什么样儿。轻轻地说就好…… (本文节选自三联数字刊2022年第19期 翻译:于是,作家,阿特伍德《证言》译者)

Last modified on Monday, 16 May 2022 1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