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国曾发生三次移民浪潮。

第一次移民浪潮是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世界战前夕的一百年间，中国迁出人数多达1000万左右。迁出地主要是广东、福建，而迁入地则为东南亚。由于这批移民以劳工输出为主，因此对于中国而言，既有利于减少人口过剩，也有利于增加侨民汇款，以及若干年后的吸引外资，事实上既推动了东南亚经济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广东、福建等地的财富增加。

第二次海外移民浪潮在改革开放后，中国输出的移民人数大约在400万左右，主要移民形式是家庭团聚、留学、投资移民与技术移民。虽然上述移民中有相当比例的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也有的携带了国内资本移居海外，但是总体上可以看作改革开放以后的学习成本，在阶段性损失少量人才、资本及相关财富的同时，总体上促进了中国同海外的经贸交流，为中国的经济开放，观念的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最近几年，中国海外移民的第三次浪潮正在迅速膨胀。与第一次的劳工移民潮和第二次的技术移民浪潮截然不同，当前的第三次移民浪潮以投资移民和教育移民为主。大量富人、富二代通过海外投资、海外购房、海外生育、海外就读（中学、大学）等方式持续携带资本流出国境，其中也包含大量携带财产的腐败官员和国企领导的家属。

根据美国官方公布的数据，2009年获批的投资移民EB5类签证总数，从2008年的1443人猛增至4218人，其中7成左右主要来自中国。而根据加拿大官方统计：2009年投资移民2000人左右，其中中国大陆名额占了超过半数。另外，中国迁往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的富人移民也增长迅速。

在看到中国移民对当地的提高投资、人才引进和技术促进、提升消费和就业等积极影响之后，连原本申请移民难度较高的欧洲，也出现了对中国移民政策松动的迹象。比如：因房产价格急剧下跌的西班牙甚至已经在考虑修改移民政策，为买房获得居住权提供便利。很多中国人已经开始关注上述机会。与墨西哥等国不同的是，中国移民并不能减少本国的人口压力。墨西哥近千万人现在居住在美国——接近墨西哥人口的10%，不仅总量巨大，且以劳工为主。

而中国第三次移民浪潮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真正过剩的劳动人口由于受到发达国家移民法的限制事实上无法输出，相反严重稀缺的高科技人才、携带财富的富有阶层却是向上述向发达国家移民的主体。事实上，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人口资源陷阱”阶段，中国都错过了通过移民和劳工输出化解国内矛盾的最佳时机。

如今中国已经不存在财富增长意义上的总体人口过剩，尤其是东部地区民工荒、全国工资加快上涨的阶段，我们的高端人才、富裕家庭以及腐败官员家属不断携带资本外流。据统计，中国赴美的科学和工程博士毕业生滞留率远远高于其他国家；中国移民的资本携带率及海外购买豪宅、豪车的比率也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移民。

虽然中国人口巨大，相对于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几千万移民的比例并不算高，但这绝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中国的财富削弱效应不可低估。如果不从源头解决问题，长此以往，移民浪潮犹如一个财富黑洞，对中国财富增长将产生明显的负面影响。

留住财富精英中国必须做什么？

在经济学中，人被假定为理性经济人。但人其实是一种复杂的社会动物，出生、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往往在语言、饮食、文化、信仰、思维方式等方面表现出某种共同特征，即使在一个国家，不同省份之间人和人的差异都比较大，更不用说不同国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因此，在同样的创业、就业和生活环境下，任何人都不愿意背井离乡，移居国外，这不仅因为人的天然惰性，根本原因就在于本土的群体和文化认同感要显著高于国外任何地区。

全球化时代，精英们携带巨大财富以移民方式“用脚投票”，除了家庭团聚等因素之外，根本原因在于移民流出国与流入国在制度、环境等软环境方面的巨大差距。那些人口流出地区往往是自身制度抑制了经济创造活动，法治化程度比较低，腐败盛行，生活成本较高，环境污染严重的国家。而流入国则恰恰相反，是一些政治色彩淡薄，法治化程度高，政府对经济管制较少，人文环境简单，自然环境优美的国家。

中国近些年移民潮的主体，主要有四部分。

一是留学结束后先在国外就业，随后移民的。这一群体的移民虽然不会导致大量的财富外流，但由于都是知识精英，因此损失的是看不见的智力软财富，从长远看，这是最大的损失。

二是企业家及大中型企业里边的高级管理者和技术精英。这一群体的显著特点是以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为主，而且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后，仍会在中国继续发展，之所以现在移民主要考虑孩子的教育，未来自身的养老，当然还有对未来中国的忧虑。

三是演艺界明星，这一群体人数虽少，但拥有的财富却是巨大的，他们最显著的特点是移民后，绝大多数人的事业还在中国，移民的原因和企业家群体差不多；

四是腐败官员及其家属，无论从财富角度，还是从其他方面评价，这一群体移民造成的负面影响都是非常大的。不同群体移民的原因虽然有差别，但对中国形势的不安全感则是共同的。

为减少移民对中国经济长期竞争力的削弱，我国应该加快改善国内创业环境、就业环境、生活环境，包括：加快民主与法治建设进程、改善政府服务能力，创造公平的创业环境和就业环境；改善城市居住环境、提高教育医疗等服务水平等等，只有这样才能留住高素质、高资本、追求高生活质量的人才，甚至未来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国资本和技术携带者移民中国。

以上变革涉及经济、社会、政治等领域，有些是技术层面问题，有些在短期看来可能是认知层面问题或者利益问题，但从中长期来看，这些变革其实都可以看成技术问题，或者说通过技术层面的战略调整得以实现。为了留住那些对国内软环境失去信心而移走的财富精英、技术精英，我国应该加快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