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6日，凤凰卫视《问答神州》主持人吴小莉在凤凰卫视香港总部大楼专访了中国工程院院士、香港大学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袁国勇，探讨了全球疫情告急、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争论、如何评价香港防疫措施是否及时等热点话题。

“全球大爆发”已出现 各国防疫需做足

吴小莉：现在全球的疫情似乎比武汉、中国内地、甚至香港，都还要让人担忧，有人说（中国）非常惊慌的时期已经过了，但是全球的关键期开始出现了，你怎么看，预料到它可能是全球大爆发吗？

袁国勇：其实，当五十多个国家都出现疫情的时候，已经是“全球大爆发”了。韩国大丘市、意大利的疫情发展，就像当初的武汉一样，实在令人担忧。每个国家，都应该像中国一样做足防疫，才能使疫情缓解。否则，这波疫情随时会比2003年的SARS严重得多。2003年SARS的时候，6个月出现8,000多个病例，死亡人数不到800个。但是这一次，不到两个月，全球出现90,000个（病例），3,000例死亡，令人极其担忧。除了生命安全，经济也会受到重创。2003年SARS造成了四百亿美金的经济损失，若此次疫情持续，经济损失必定更多。因为如果其他国家不能有效防疫，就会造成外国病例输入，届时中国的经济会再受一波影响。今年的经济发展，不会太乐观。

吴小莉：就好像您说的，已出现反输入案例，比如说从英国经过香港去深圳的案例，也有在浙江，还有意大利的输入案例，担不担心真的有很多的输入案例进入中国内地和香港，会引发另一波的疫潮？

袁国勇：这个是肯定的。就像当初武汉输出病例一样，现在意大利、韩国等地，甚至将来美国，都可能反输入病例到中国，所以疫情防控不可放松，同时也要考虑边境管制，对于从疫区来的人，必须隔离十四天。

吴小莉：中国内地和香港面对外来可能的反输入，必须执行强制隔离？香港这次好像对韩国，都做了同样的事。

袁国勇：对，没错，这是应该的，否则防疫工作前功尽弃了。我们采取的所有措施，都是为了坚持到综合温度超过25度甚至是30度的时候。到时，新型冠状病毒生存（能力）会大大减弱，加上人体免疫系统的作用，危害会减小。直到那时，才可以将检疫、抗疫措施逐步降级，但必须是“逐步”，千万不能急于突然停止所有措施。如果我们将现在所有的措施，比如戴口罩、手卫生、增加社交距离等突然叫停，香港可能很快会变成韩国大丘市、武汉市的情况。

吴小莉：所以现在朋友如果约吃饭，两个人吃饭，最好都不要去？

袁国勇：建议不要，要减少社交活动。因为大家见面一定会聊天，过程中必定会散播口水、飞沫。根据我们的检测，新冠肺炎病人的每一毫升口水，都含有一亿个病毒基因，传染性很强。所以，社交活动尽量减少。

国际通报防输入 赞华措施极严谨

吴小莉：今天，世卫组织高度肯定香港的防疫，也阶段性肯定了中国的防疫工作，您作为世卫组织的25位元专家之一，考察过中国的防控措施，您当时跟其他专家怎么交流的？他们怎么看待中国的防疫？

袁国勇：15天前，我先后到了北京、深圳以及广东省（其他地区），其他人部分去了武汉，部分去了四川成都。这个过程中，我们都认为，内地防疫措施是非常、非常严谨的。

吴小莉：那您觉得中国“全员动员”的经验，有可能复制到其他国家吗？

袁国勇：这就要看其他国家有没有建立好防控系统。中国的防控系统，基本上覆盖了每一个社区，每一栋大厦、每一个村、每一条公路。当时我到深圳香蜜湖考察的时候，一进门，香蜜湖的管理人员立刻来测量体温，提供酒精来搓手，询问居住地，否则绝不允许进入。公路上也是，从广州到深圳，高速公路上一直有（防疫）人员截停车辆，测量体温，指导大家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填写健康申报表，包括是否发烧、是否有呼吸道感染症状、从哪里来、车牌号码、电话号码等等。全部填完之后，工作人员还会检查是否真实，甚至给你打个电话试试，之后才放行车辆进入深圳，全套措施非常严格。系统化，就是中国防疫成功的原因，其他国家未必能效仿，因为复制、落实中国的防疫措施需要时间。世卫专家组的其中一个建议，是中国以外的国家必须要立刻动员起来准备，以防疫情来临时措手不及。

吴小莉：部分韩国或日本人，本身还没发病，但是因为害怕本国疫情的爆发，到了山东，所以未来中日韩之间可以怎么样协作防疫？

袁国勇：以下几点很重要。第一、一定要即时通报疫情消息，“即时”就是立刻告诉别人。各个国家之间，如果发现曾与本国患病者接触过的人到其它国家去，一定要立即告知，请当地对他进行隔离，防止传播，这是最重要的。第二、中韩之间来往人员，到地之后都要隔离14天。第三、各自做好防疫措施，清楚地指导国民遵守防疫指引，入境时真实地填写健康申报表。香港很多人去到医院都还在说谎，电话号码、住址都是错的，根本找不到人，很不应该。

无需争坳“病源地” 管控街市是关键。

吴小莉：钟南山院士说疫情可能发生在中国，但是不一定发源在中国，你怎么看？因为很多人都说现在还没找到新冠肺炎的“零号病人”，您怎么看？

袁国勇：的确，病源未必是在中国。举个例子，我们知道，75%新发性传染病的细菌和病毒，都是来自野生动物，而且它们未必是中国本身的品种，可能从非洲、东南亚运到中国，进入野生动物市场、菜市场贩卖，所以“源头未必是中国”的说法，也说得通。但是，我觉得，不需要浪费时间讨论这个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野生动物菜市场里面贩卖？这才是最大的问题。我当天跟钟南山院士，以及其他的专家在武汉视察，我们经过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那里，那个街市距离旁边只隔了一条马路，旁边就是很高的、很先进的商业大厦，所以你看到，那个菜市场是整个在一个人口很密集的市中心、一个商业区的中间那里，真的可以说是匪夷所思，就是怎么可能一个这样的菜市场是在一个这么繁华的商业中心里面？另外，我们当天调查的时候，当地卫生部门人员说，它们进入街市时发现卫生环境很差，有很多垃圾、臭味浓烈，老鼠横行，为什么在武汉的商业区中心，竟然出现这么一个骯脏、贩卖野生动物的街市？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在这里提出一个对将来很重要的提示：必须真真正正地处理好所有的菜市场，不应有臭味、垃圾、老鼠。

2003年SARS的教训是很重要的，就是你不尊重野生动物的生命，你去贩卖它、吃它，于是它的病毒就进入人类。17年过去了，我们忘记了这个教训，我们仍然没有去管好我们的街市。因为街市不是一个农场，也没有任何生物安全标准去做这些事情，这种极其危险的事情是不应该发生的。

吴小莉：所以您觉得说，即使人大委员会已经明令禁止不再能够贩卖野生动物还不够，应该在所有的菜市场里面要有一个生物安全的标准，让这里成为一个不会再被其他动物病毒进入人类身体的一个机会。

袁国勇：没错。大家要明白，之所以会发生这么严重的疫情，是因为街市将不同的野生动物放在一起，不同的野生动物有不同品种的病毒，它们互相会交叉感染，甚至有基因洗牌、基因突变，以至于慢慢转变成传染性很强的病毒。我们要谨记，人类跟野生动物相处不同于和食用动物相处，野生动物真的是野生，我们应该要跟它们保持很远的距离，不吃它们，它们也不会惹我们，就像蝙蝠这样，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排序有96%和其中一只蝙蝠的冠状病毒类似。所以，虽然这次疫情死亡率没有SARS那么高，但其实它比SARS严重很多。这个病毒的传染性，多数是由蝙蝠走进某一只野生动物，再跳入人类，这是最大的问题。

吴小莉：就像你说的交叉（感染）一样？

袁国勇：是的。

吴小莉：发源不一定在中国，这些病毒，但是它在这里变种，确实是在武汉变种的？

袁国勇：应该说，是病毒适应了武汉的环境，迅速地“人传人”，这是肯定的。而多数它开始也都真的是跟野生动物有关、和街市有关。

香港防疫“快三步” 协深合作有成效

吴小莉：对于香港，世卫组织也提出了评价，今天（3月3日）的评价还是相当高的，在这方面有没有征询您的意见？

袁国勇：我们（很早就）通知（香港食卫局）陈肇始局长，说我们相信内地有一个很严重的疫情爆发，在（2019年）12月31号。

吴小莉：12月31号，你怎么知道的？

袁国勇：因为我们和内地学者有很多交流。就是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我们已经通知说我们要作准备了。而在（2020年）1月10号，我们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见到了第一个病例，这个很重要。因为虽然那个病例已经送去第三人民医院，但我们已经采到了他的标本，那么我们在1月12号，我们已经知道他是（感染）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所以这些资料我也都会汇报给陈局长他们听，就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所以我们的防备是很早的。所以我经常说，香港在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是走快了三步的，直到有第一个输入个案的时候，我们开始慢下来了，我们没有及早将边境人流减低，这个的确是慢了。

吴小莉：你在1月25号，作为（香港的）专家组之一的时候，您提出的是什么样的建议？

袁国勇：建议控制边境。如果每天将近四至五万人过关，实在很难避免疫情进入香港。我估计，是香港开放型经济的特质，令政府采纳方案的速度慢了。不过，现在回头看，这个影响也不大。虽然起初（的病例）是来自内地，但之后的都是本地的，现在总（确诊）数目比新加坡更少

。世卫专家组提出一个意见，我也认同——就是希望所有国家的国民都给政府、专家多点耐性，因为我们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认识也是很少的。

吴小莉：(病毒)太新了。

袁国勇：防控措施，是随着新的科学知识，科学实据出现，逐步改进的。所以，有时市民觉得政府反应慢了，做的事情过于扰民了，都是没办法的，因为我们也正在学习，所以希望市民对专家、政府多一些耐性。

吁日增3000测试 全力控制社区传播

吴小莉：1月10号，港大深圳医院最早接诊了两位（病人），然后开始就联系了您负责的感染控制科，两边的实验室就开始联动了，当时为什么港大深圳医院会警觉？联动以后，您给了什么建议？两边实验室会有这样的机制也是从SARS之后您提议的，这次产生了什么效果？

袁国勇：我们回头看，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对香港的疫情有很大帮助，是因为我12月24号已经知道有些事情发生了，我们其中一个怀疑就是会不会是SARS再回来了，我们都有这样的怀疑。但是我们也都知道，多数都不会是同一种SARS冠状病毒，多数是这个类SARS冠状病毒。大家如果去看，我在2007年发表在临床微生物回顾那个档中（的观点），我已经说了，这个类SARS冠状病毒在中国南方的蝙蝠里面有这么多，将来会是一个“计时炸弹”，它将来会制造另外一次疫情，我当时已经讲了。所以当我在12月24号知道内地可能正在发生一个类似SARS的疫情的时候，我就已经在香港玛丽医院，香港大学的实验室里面开始做一些快速测试，但我当时的快速测试，测到的将会是类SARS冠状病毒。

吴小莉：你为什么可以测试到呢？你拿到病毒了吗？

袁国勇：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个病毒，我们有基因排序，所以当我们一知道有病例的时候，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当我们见到第一个病例，他们是从武汉回来，我们即刻将这些试剂，拿到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那里做测试，在1月12号，我们已经知道它是这个新型冠状病毒。我也将这种情况汇报给香港的那边听、还有告诉广东疾控中心和北京疾控中心，他们都知道。我们1月12号测试到，之后两到三天，我们又多做了几次（测试），然后我们就已经通报了。

吴小莉：香港大学深圳医院（院长）曾经说过，您长期会往来深圳和香港之间，那这次的疫情爆发，尤其在初期，大家在怀疑的时候常常给你们打电话，打到手机都没电。那个时候最困难的是什么？

袁国勇：对。我相信，有很多困难，因为我自己在香港，我自己好多事情要做，我都要准备怎么去应付香港的疫情，我已经忙到连轴转，可以这么说，同时我也要照顾内地，就是我们那些同事的安全。香港大学深圳医院不是一间传染病医院，缺乏足够的隔离措施。我怎么样才能制定一些隔离措施、制定一些医治病人的草案，这些全部我们都要靠手机和邮件互相通信。

吴小莉：我上次问（香港）医管局主席的时候就提到，其实香港政府大概1月初的时候就把警觉（的状态调）到严重了，就是因为从您这里得到了一些消息，通报给香港政府了，所以卫生署、医管局，他们就采取了比较早的防备。

袁国勇：我在这里再讲一次，就是香港唯一一样可以令到我们的医疗系统不会瘫痪，就是要控制住社区，如果我们的情况好像韩国大丘市，或者武汉，我们的医疗系统一样会瘫痪。

吴小莉：（病患）太多了。

袁国勇：（病患）太多了，他们医护人员做不到，他们太累了，自然就会受到感染。当医生、护士都病倒，甚至死亡的时候，整个社会就真的会恐慌。现在抢口罩、抢米、抢厕纸这些，其实这些恐慌不是什么大事，都是小事，但是轮到有医生、护士死亡的时候，那个时候才真的是恐慌，社会真的会乱。那么，所以我们香港政府必定要让这个疫情不要在社区蔓延，如果政府做不到这件事情，这个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因为你控制不了（疫情），自然这个医管局和医院是没办法做下去的。因为无论有多少（床位），我当你现在有一千四百张的隔离病床… …

吴小莉：都不够？

袁国勇：到两三千（病例）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些病人要进去深切治疗，呼吸机从哪来呢？去哪里找那么多呼吸机呢？

吴小莉：那么香港政府现在还可以再做什么，防止（疫情）在社区扩散？

袁国勇：第一件事，大量增加测试，现在的不够，比如很多人在社区里面发烧、伤风、咳嗽、流鼻水，是没有被测试的。

吴小莉：现在不是有些诊所（可以测试）吗？

袁国勇：是有，但是数量远远不够，每天起码要做两三千个这样的测试，才能算是做到最好。不只是（公立）医院要测试，甚至看私家医生都尽量要提供测试，甚至要把其他呼吸道病毒的感染（测试）一起做了。你一早知道情况是怎样的，你一找到（病人）就即刻开始追踪、隔离。

吴小莉：找到这些隐形病例？

袁国勇：将这些病例找出来做了测试，最早能够将他们的接触者隔离了，这些永远是最重要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