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地产大亨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成功获得共和党候选人提名，让许多政治观察家、政治和媒体精英，以及普通美国人觉得震惊和失望。特朗普的逆势上位，也让许多人对今天美国民众的政治理性产生了怀疑。有中国媒体嘲笑说：“为什么大家都看错了呢？看来只能用当前流行的网络语解释了：是‘这届美国人民不行’。”
美国出现特朗普现象，是“这届美国人民不行”呢？还是另有需要深入探讨和思考的原因？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这些原因不仅对美国民众的政治理性发生影响，同样也在对其他国家许多人的政治意识和行为发生影响，因此不容我们幸灾乐祸地将特朗普现象只是当作隔壁邻居家的笑话。
美国康乃狄克州大学哲学教授迈克·林奇 (Michael P. Lynch)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谷歌）搜索即相信：特朗普完胜知情公民》（下称《搜索即相信》）一文，讨论了特朗普现象与互联网时代有关的群众认知和心理原因——互联网的信息传播使得一些原本隐藏在人们认知和心理习惯暗处的东西暴露了出来。
互联网为政治民粹主义提供了方便的新媒介，互联网信息的“自我引证”(self-referential)和“部落极化”（tribal-polarization）效应不仅对“知情公民”（informed citizen）的政治参与行为产生了负面影响，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正在加剧一些社会中本来已经存在的分裂。正如美国社会学家卡斯·桑斯坦(Cass R. Sunstein)所说，“差异的人群起先并无固定想法，且彼此立场也似乎差别不大，但仅仅因为（在网络上）阅读和看到的东西不同，结果走向了不同的极端”，这时候，社会的极端碎片化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一、互联网上的信息和知识
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中，“知情公民”受到信息来源的不当影响和操控，并不是一个新问题。然而，互联网的影响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了。“知情公民”依然是美国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也是争取民主的国家里公民权利要求的重要部分。互联网时代向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什么是知情”和“怎么知情”的新问题——公民政治参与需要怎样的知识？在什么意义上他们能够或不能够从互联网上获得这样的知识？互联网的信息生成和传播方式到底在对公民政治知识发生怎样的影响？
知情公民的理念在杰弗逊那里有着最经典的表达，“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是我们作为自由人民生存的关键”。倘若公民们要通过直接的或间接的政治参与来影响政府的某个决策，就需要对政策的实情（事实或情况）有所了解，还需要懂得这一政策可能带来的后果。
倘若他们要选择国家的领导者，他们就需要知道那些候选人以前的言行记录，以判断他们是否可信可靠。这就是为什么政治研究者们总是担心公共政治信息是否公开、透明、准确，公民们是否对公共信息有足够的政治知识和理解能力。
政治信息对于美国自由民主制度依然重要，但是，随着“大媒体”向“大数据”发生转移，大多数民众获取政治信息的渠道和方式发生明显的变化。今天令人担忧的已经不再是谁在控制信息的内容（例如，30多年前乔姆斯基特别担忧的那种可能操控民意的“大媒体”），而是谁在控制信息内容的流向。
林奇对此写道，“人们越来越多地从社交媒体获得选举的消息，社交媒体既是他们的信息来源，也是他们表达自己观点的渠道。赞同仍在被制造，但却是我们自己心甘情愿的制造，消费的对象是那些已经与我们志同道合的朋友，信息是不是事实，并不重要”。
哈佛大学资深研究员戴维·温伯格（David Weinberger）在《知识的边界》（Too Big to Know）一书里指出，今天，人们从互联网获取信息有两个工具性的途径，一个是利用电脑提供的无限大信息记忆，上网搜索获取答案；另一个是利用社交手段，借助朋友们的选择或引导，来找到感兴趣的信息。这两种途径也经常结合在一起，例如，浏览新闻或别的网站的人们也经常通过微信、脸书这样的社交媒体获取信息。
人们喜好从社交媒体获取信息。首先，朋友圈里有共同的兴趣，经常可以看到意气相投的观点和看法。这个来源的信息自然比较“有趣”，因为有趣，也特别“有用”。其次，互联网上有太多的信息，对每一个事件、人物、主张，都有太多的正反“事实”，如何取舍，需要有人为我们做某种“筛选”。志同道合的朋友们所作的筛选自然要比意见不合的外人更为“靠谱”，更具“可信性”，并因此更容易直接当作是靠得住的“知识”。相比之下，不同的意见或观点则被认为只是一些靠不住的“看法”。
被信任的信息被当作“知识”。“信任”是区别信息和知识的一个关键因素。早在公元前3世纪，柏拉图就已经提出了什么是知识的问题，在《米诺》(Meno)篇里，苏格拉底区分了“真实看法”(true opinion)和“知识”（knowledge）。
苏格拉底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要去Larissa，问道于路人，路人自己并没有去过Larissa，但知道该朝哪个方向走。哪怕是用猜的，只要他指了一条正确的路，那就是真实的看法。但是，这并不是知识。
苏格拉底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什么是知识，“真实看法”就像是神话中艺术家Daedalus那些栩栩如生的雕像，如果不把它们用锁链紧紧拴在地上，它们就会很容易逃走。知识就像是紧紧拴在地上的雕像。
今天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让信息变为知识的是我们对信息真实性的信任，如果指路人自己亲自去过Larissa，他的经验就会给他的信息赋予真实性，使之成为可以信性的知识。当然，如果他能够有一张今天我们使用的地图，那也是可以信任的。
林奇在《我们的互联网》一书里指出，对事物的看法和知识是不同的，“傻瓜也能有看法，但有知识的人却不多”。这句话似乎也可以理解为，看法就是傻瓜的知识，他们不再需要别的知识。对知情公民来说，真正重要的不是看法，而是知识。 但是，对于许多从朋友圈里获取信息的人们来说，他们经常不清楚朋友们的看法是不是知识，更糟糕的是，他们根本就不在乎。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只对朋友圈内流传的消息感兴趣，而对互联网上与他们不同的观点或消息则因没有兴趣，所以置若罔闻，不予理睬。
在共和党候选人初选时，特朗普的竞争对手，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抨击特朗普在非法移民问题上言行不一，他呼吁选民上网查一查有关特朗普的相关事实信息。35年多以前，特朗普建造位于纽约市第五大道725号的川普大厦（Trump Tower），拆迁原先的房屋，雇用的就是没有合法身份的波兰劳工。这样的事实信息是公开的，在互联网上垂手可得。但是，特朗普的铁杆支持者要么对此不予理会，要么就是将此视为无关紧要的“小事情”。
公民们带着偏见，有选择地挑选方便的事实，排斥不方便的事实，这对民主政治来说不是一件小事，是“知情公民”失职的一个危机信号。用林奇的话来说，这种公民失职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有关民主哲学根基的问题：那就是，知情公民还是不是民主的理念？”这个危机甚至让某些人悲观地预言：“民主的丧钟已经敲响。”
▍二、信息—知识与理解力
这个世纪初，人们对互联网帮助“知情公民”获得更多、更好政治信息的前景非常乐观。许多人认为，人的理性行动需要有知识的指导，同样，理性的政治行动也需要政治知识，互联网正在为选民们获得重要的政治信息提供前所未有的方便。人们乐观地以为，互联网正在起到“知识民主化”的积极作用。特朗普现象使美国政治学者们第一次不得不非常严肃地重新反思这种想当然的民主乐观主义。特朗普现象在美国被许多人视为具有法西斯主义的特征，也是世界范围内法西斯主义似乎在以新形式卷土重来的一个不祥征兆。因此，如何才能保证有效的民主公民参与，抵御可能的法西斯主义，便成为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
这个问题与互联网时代的“公民知情”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也使得21世纪初的一些互联网研究成果显得特别重要。林奇认为，作为一个政治理想，“公民知情”所指的不应该仅仅是获取信息—知识多多益善，甚至不是信息—知识必须是“事实”，而应该是对信息—知识有深入批判的“理解力”（understanding），“有理由相信，我们今天并不比以前更接近理解力意义上的公民知识理想，甚至可以说是离的更远了”。
互联网时代，许多人知识丰富，不是变得越加开明、公正，而是变得越加偏执、狭隘和头脑禁锢。他们根本不具备与知识增长相匹配的理解力，不懂得如何独立提问、价值判断、批判思考。互联网时代，许多人知识增长，理解力倒退，并不只是一个美国现象，在别的国家里也是常见的现象。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21世纪的互联网研究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互联网时代制造了一种特殊的“谷歌知识”（Google-knowledge），一种可以快速、方便取得，但证据与理由经常不清楚或不可靠的“信息—知识”，是“谷歌认知”（Google-knowing）的产物。
对来自互联网的信息，许多人直接当作知识——可以信任的信息——来运用，因此搁置或放弃了对信息和信息源应有的信任检测。对此林奇指出：“信任不起作用的信息，它的‘快速’接受过程在特定的情况下是可靠的，但绝对并不总是可靠的。我们在互联网上搜索，一定不能忘记这个有关认知过程的教训。”
由于互联网便利而只是在网上获取和接受信息—知识，这使得大多数人成为“接受型的知识者”（receptive knower）。林奇指出，“谷歌认知经常是（尽管并不总是）快捷、便利的。如果你咨询一个大致可靠的网源（如维基百科），认知过程在特定情况下基本上还是可靠的，……你可以由此得到真实的信息——对接受型知识者而言，这就够了”。但是，接受型知识本身并不充分，因为“你并不能用它来解释‘为什么’特定信息是真实的，你也没有追问那个信息的来源为什么是可靠的”。
互联网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供有用的网络知识（如果求知者知道如何去寻找比较可靠的网源和如何核对网络知识可靠性的话），但是，互联网不能为我们提供对网络知识（或任何其他知识）的“理解力”。互联网非但不能为我们提供理解能力，而且可能阻碍理解能力的发展。
理解力是我们作为社会成员，而非仅仅知识个体的知识者，所必须具备的一种智能，它让人能够对局部问题举一反三、灵活变化，并思考和解决其他有关问题。理解力让我们不仅知道“什么”，而且还知道“为什么”。
例如，科学家对伊波拉（Ebola）的理解不仅在于知道什么是伊波拉病毒，而且在于知道它为什么会扩散为一种可怕的疫情。又例如，如果你不仅知道什么是忧郁症，而且知道为什么你的朋友经常忧郁，为什么贪腐官员跳楼并不都是因为患有忧郁症，那么，你对忧郁症便可以说是有了你自己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