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与媚富交织的中国人

Wednesday, 16 November 2016 17:20 Edit by  网文 Published in 精彩博文

在公开的舆论中,很少人愿意去体谅富人在致富过程中的压力、智力投入、机遇抓捕能力以及各类勤奋行为。

中国现阶段财富文化的五个纠结点:1)舆论仇富,民意媚富。2)基础理论是批判资本的作用,但实践指导却是鼓励致富;3)道德上有原罪的多,法律上要求财富合法化;4)权力腐败正在再分配财富,但监管却只针对受贿者,无视行贿者;5)未来目标是共同富裕,现实惨状是两极分化。在公开的舆论中,很少人愿意去体谅富人在致富过程中的压力、智力投入、机遇抓捕能力以及各类勤奋行为。

在“地方经济与金融文化”的太湖论坛现场,我问了台下100多名听众:“认为有钱人是不太诚实的,请举手。”结果举手者廖廖。

这个问题曾在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希勒新著《金融与好的社会》一书中提及。希勒说,在莫斯科,对该问题答“是”的人有59%,但在纽约仅有39%。

我原本预计,在中国,这个比例应当介于经济相对保守的莫斯科与金融最繁华的纽约之间,毕竟,在中国的网络中,“仇富”情绪高涨。但在“太湖论坛”的现场调查结果却出乎我意料。这让人沉思于网络舆论与真实民意之间的差异。“仇富”情绪与现场对有钱人道德关切的淡然,其实都是中国社会金融文化的真实部分。

人们在网络匿名的虚拟世界中会肆无忌惮地批判某些有钱人的为富不仁、剥削无度、敛财无道、生活奢靡、道德败坏,但在真实世界的社会互动中,往往会表现出对富人的宽容、隐忍甚至是羡慕、崇拜。这种舆情与民意的反差,造就了中国财富文化中的复杂、混沌与悖论,也形成了当下社会财富观的最大纠结点。

顺着舆情与民意的纠结思路,我们就会发现当下中国社会对财富的研究与解读隐藏着理论黑洞。

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不再痛斥投机倒把,不再动辄将财富拥有者扣上“黑五类”的帽子,而是提出“先让一些人富起来”口号,营造财富无罪、致富光荣的现代社会氛围。

在这种社会文化的再造实践中,中国已产生了上百位10亿美元级的大富豪、数以万计的亿万富翁以及数亿个“拥有一套房产就是百万富翁”的城市中产阶级,但指导中国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却有待完善。因为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对财富批判显得更多:财富意味着生产资料有产者对劳动付出无产者的剥削——至少部分剩余价值的剥削与侵占。

对于现行中国生产方式与财富运行的解释,往往让社会形态的研究者产生迷茫、困惑。当问及“中国现在还是经典的社会主义国家吗”时,恐怕再权威的理论研究者也无法快速答出是或否的答案。加紧理论研究,并跟上财富实践的发展,才能让这个可谓当下社会财富观第二大纠结点变得不再纠结。

顺着理论与实践的背离逻辑,我们还能察觉到一些富人的道德负罪感与法律恐慌度。从财富文化的角度看,35年的改革开放,伴随始终的一条主线是,对财富的“去道德化”进程。

如果说新中国前30年的财富文化有点像明清礼教般的禁锢、封建,那么,此后的社会财富氛围多少有点复燃了过去“笑贫不笑娼”的文化糟粕。坑蒙拐骗的案件似乎充斥着社会的各个角落,投机取巧的心态几乎埋藏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一夜暴富的欲望仿佛填满了每一位青年人的想象区间,这样的财富文化下虽然会像复印机般拷贝出无数的富翁,但是不是每一个富人都能经得住“原罪说”的追究以及道德本性的“拷问”。

在公开的舆论中,很少人愿意去体谅富人在致富过程中的压力、智力投入、机遇抓捕能力以及各类勤奋行为。于是,发端于富人与精英的财富法制化保护进程正在加速。

富人渐渐地从法律制裁者角色,跻身于法律制定者的圈子中。两会代表委员中的企业家、富翁越来越多,在基层选举中“因富当选”的事例也不再稀奇,他们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有别于过去“士农工商”中前三者的视角。让社会对生产资料、不动产、资金的拥有变得合法化进程,渐渐开始颠覆新中国前30年偏保守、类空想主义的思想残余。然而,什么钱能赚,哪些钱不能碰,怎样的财富是合法的,这些问题仍然没有形成社会共识。

这个社会财富观的第三大纠结点,会随着道德与法律关系的讨论长时间地进行下去,但目前中国的情况恐怕还是财富如何合法化的问题。顺着法律与道德的本源追索,我们又能探究到权力腐败背后的监管难题。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难以启齿的现象是,腐败竟然在财富的占有、分配与积累中拥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从停车收费大爷到位高权重的官员,腐败在中国社会的存在感,有时就像头皮屑那样隐藏在光鲜亮丽的发根深处。很少人会承认,头皮屑的存在,是发根生长活跃的重要表征。电视中永远是打着“去屑止痒”的广告语,但真正的纠结点在于,只要在北欧那样的清廉国家长期生活过,很多中国人就会像笑话光头那样讽刺这些国家的沉闷与失去活力。

于是,一些让人难以解释的社会现象反复出现,比如,即便反腐力度再大,也会有官员贪污;即使再民主选举的国家,权力腐败也会有,而且在一些选举式的发展中国家、转型国家,腐败甚至比中国还严重;受贿的贪官被抓了一茬又一茬,但行贿者却往往逃之夭夭,在一件件贪腐大案的监管与惩治范围中消失。

权力与财富的交换方式以及监管对财富的控制漏洞,往往是许多转型国家的“阿基利斯之踵”。在中国社会,更可以视为是财富文化的第四个纠结点。顺着权力与监管之间的模糊关系,我们还应当担忧中国财富社会的未来——财富的积累正在拉大社会关系的裂痕。

由于房价高企,在一线城市中,“有房无贷者”与“有房有贷者”“无房者”在很多方面显得更像是两个阶层。不少老百姓已经感叹,在大城市里,如果年轻人资质平平,家庭背景一般,还不足够刻苦、努力,要想“屌丝逆袭”简直是难于登天。当然,这种社会分化、贫富悬殊、阶层固化更像是21世纪全人类的普遍现象。不同的只是,中国社会发展目标是共同富裕。很明显,当下的情况是离那个目标越来越远。当然,我希望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并祈祝这样的黑暗尽早过去,最终让“财富现实”的残酷与“财富未来”的美好之间的第五大纠结点不复存在。

纠结得越多,期待解决纠结的力量也会越大。毕竟,这些纠结点越多,社会的存在根基就会不稳。财富,在当下中国社会是一个重大的、趣味性极强的话题。小到寻常百姓的茶余饭后,大到王侯将相的讨论案头,都将有无数的讨论点与衍生处。中国在转型,财富文化也未定型,或许,有这么一天,财富文化真正健康了,中国复兴也就自然实现了。(本文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