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美德(Ruth Hayhoe)：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省教育学院理论与政策研究系教授，香港教育学院终身荣誉院长

1967年，我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一毕业就去了香港，在九龙的一所女子学校里任教，前后11年。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加拿大人很难去访问中国大陆。直到11年以后的1978年，我才有机会首次访问中国大陆。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开始了改革开放、面向世界与未来的现代化进程。我乘火车从香港到了广州，然后到了北京，又从北京到了上海，最后回到广州。我陶醉在对中国大陆的首次访问中：从车厢窗户远远望去，是整齐的、绿油油的稻田，宁静的乡村，宽阔的河流和桥梁，干净整洁的城市。但是很少见到新建的大楼，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这里的人们曾与外部世界隔绝了十多年，一直处在政治动乱中。但是在我看来，他们都深深植根于自己的社会，有着作为中国人的强烈认
同感和对丰厚文化遗产的继承意识。

随着中国的开放，我意识到作为教育工作者能在中国的高校里教书，并研究中国的高等教育及其与西方的关系，以此来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些贡献，该是多么有意义啊！这其中也包括去发现中国能对世界作出怎样的贡献，因为她有着悠久的文明，并在20世纪现代化的进程中经历了坚苦卓绝的奋斗。我真希望自己能成为中、加两国的桥梁，唤起两国人民相互学习、相互尊重的对话与交流。

1978年至2008年这30年间，中国在各方面的变化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我看来，能够亲眼目睹并亲身经历这众多的变化，真是不在中国教书的人们难以企及的特权。1980年至1982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两批学生分别是“文革”结束后录取的77级和78级。1982年至1984年，我在英国伦敦大学完成了博士论文。这篇论文研究的是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的演变及其与20世纪的日本、欧美和苏联的关系。

1984年回到加拿大时，我发现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anadia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gency)早在一年前就与中国签署了一份《合作备忘录》。其中，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是其主要领域之一，我当时真是高兴得不得了。随后，我在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OISE)任教，开始我的学术生涯的同时，开展了中国七所师范院校与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学院联合培养教育博士的项目。在加拿大国际开发署的资助下，先后有22名中国博士生、访问学者来到了加拿大，11名加拿大博士生到中国进行学习和研究。

2008年6月，许美德教授（右二）与现任安大略教育学院院长Jane Gaskel（l 左一）访问南京十三中，右一为十三中校长王军。

1989年至1991年，我对中、加在教育方面的合作有了新的认识。当时，我以在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的对等交流和合作为课题，向加拿大驻北京大使馆申请经费。那真是一段艰难时光，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意义深远的交流和彼此理解，许多中国高校都成立了加拿大研究中心，中国和加拿大的师生们都纷纷利用各种机会到对方国家去学习和研究。

1991年我回到加拿大时，“冷战”已经结束，文明间对话的时代开始了，这使得加拿大以及众多西方国家能够比以往更加开放地向亚洲学习，我更加强烈地感受到，加中两国间互相学习、互相尊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1997年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又一转折点。就在这一年，香港在经历了英国一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后回归了中国。也正是在这一年，我在阔别30年后又回到了香港——当年作为一名年轻教师开始自己职业生涯的地方，不过这次我的身份是香港教育学院(Hong Kong Institute of Education)院长。这是一所成立不久的高等院校，负责全香港中小学教师的培训和提高。在前后四年半的时间里，我参与了香港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这一新的认同感的构建，为香港教育学院与中国各地的师范大学形成卓有成效的联系牵线搭桥；也给加拿大带来新的合作机遇，包括香港教育学院、安大略省教育学院儿童发展研究所以及南京师范大学的三方合作，促成香港第一个学前教育学士学位点的诞生。

现在我回到加拿大已经六年了，反思我在变化中的中国遇到的一切，都值得回味、值得庆贺，为此，我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圆满：在中国和香港的生活》(Full Circle: A Life with Hong Kong and China, Toronto:Women’s Press, 2004)。与中国和中国人民的宝贵交往，给我留下了三大教益：

第一个教益是学会忍耐。这是一种平静自我、洞悉四周的能力。正是这种忍耐的品质，带来了希望并最终战胜了貌似难以克服的困难。尤其是从我的中国妈妈，一位在香港教孩子们国语的优秀教师身上，我看到了这一品质。从1968年至1974年，她让我住在她家。从此，我们亲如一家。翁女士经历了因1949年的巨变而造成的家庭骨肉分离。她的大儿子被送往台湾上中学；1950年，她和丈夫移居香港时，另外四个孩子选择留在了中国内地。她的小女儿生在香港、长在香港，难以与自己的哥哥姐姐们见面。直到20世纪80年代，翁女士才能够去台湾见儿子，并去大陆与自己的孩子们团聚。同样，直到此时孩子们才有机会经常来香港。当紧张的政治气氛渐渐宽松，两岸三地各具特色的社会间的沟通逐渐加强时，她的忍耐和信念终于得到了回报。

第二个教益是守住根本。这是一种认识自我，坚持信仰，理解自己的精神、文化和教育传统的能力。对中国人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为，儒家传统早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就被批判，到了“文革”破“四旧”（指的是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编者注)时更是荡然无存了。邓小平对“四个现代化”（指的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编者注）的倡导，使教育改革得以飞速发展，并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我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这一切，并感到儒学传统对中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具有深刻的意义。

从1997年至2002年，我一共与11位有影响的中国教育家交谈过，我体会到了这些儒家价值观的深刻影响：家和万事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以及与其说自我是刻意追求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然绽放的过程。这一切在与中国资深女教育家、教育学博士生导师鲁洁教授谈话时，我感受尤深。鲁洁年轻时生活在上海，当时正值中国内战时期，她说早年的生活环境使自己政治早熟。她不愿意听从父亲的安排，在祖国危难的时刻去美国攻读学位，而是要投身革命。想起后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打击和排挤，朋友们都问她是否为当年的决定感到后悔，她的回答很明确，在当时的条件下个人的选择是有限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正是有这样的信念，使她后来能够满腔热情地去努力发展中国本土的教育理论，并论证中国向现代化的迈进有其自身特色；教育既要培养世界公民，又要深深植根于自己的文化之中，中国为能丰富世界文化教育宝库而感到自豪。

第三个教益是乐于接受新思想。1980年我到上海后，承担四个班的教学任务。这些大学三、四年级的学生，天资聪颖、勇于冒险，年龄都在23至35岁之间。他们中许多人都曾在“文革”期间下放农村许多年，现在如饥似渴地想了解外部世界的一切。他们是特殊的一代人，在闭关锁国政策下受了十多年的苦。然而，他们的精神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中国教育百年发展的特征：无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在高等教育体系整体设计方面的渐进主义思想，都可以在教育中加以尝试。儒家思想传统重等级、讲控制、求一致，但表面上却体现为讲自我、重信心。这一切使得儒家学说对外界高度开放，并影响了整个20世纪。我在新近的一部著作中采访的另一位有影响的中国教育家是李秉德教授。对于儒家教育传统，他是这么说的：“其独特之处在于，它能广纳百家于己身，对其他学说保持着开放和接纳，既无冒犯也无对立。”(R. Hayhoe, Portraitsof Influential Chinese Educators, Hong Kong: CERC,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6, p. 103)

毫无疑问，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获得的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功和社会进步，有赖于其自身教育传统的优势，并兼容世界各种教育思想、教育方法和教育形式。与20世纪如饥似渴全面“照搬”无论日本还是欧美或苏联教育思想的一股潮流不同，中国在最近几十年中更加重视选择和吸收合乎自己国情政体的教育思想。随着中国大学的迅速扩展并与国际标准接轨，可以预料它们在全球社会中必将成为一股重要的文化势力。这是因为，它们与全世界的大学共同分享着来自中华文明的丰富的认识论思想。我们还可以预料，一个生气勃勃的公民社会必将在中国出现。这是因为，随着大学体系的扩大，将有千千万万的大学生步入社会，他们中的一部分将进入政府部门，更多的将分布在各行各业以及创业从商。我们最近的研究项目“中国普及高等教育对公民社会建设和全球文化沟通的意义”“( China’s Move to Mass Higher Education:Implications for Civil Society and Global Cultural Dialogue”)，有12所来自中国不同地区、不同学科的公立和私立大学共同参与。我们希望，该研究的结项专著能使人们对中国当代教育领域形成新的认识，并能促进中国与加拿大乃至全世界的大学展开有意义的双向交流。

（邵迎生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