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15日上午11点左右，加拿大著名史学家、“加拿大唐人街研究之父“黎全恩教授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历程，平和、安详地离开了我们。虽然我知道他的病情近来有所恶化，心里也有了一些准备，但是当天下午，在得知黎全恩教授离世的准确消息后，我却感到悲痛欲绝，一时间茫然不知所措。
近些日子，在和黎教授几次通话中，得知他因癌症扩散引起的病痛异常厉害，常常会在夜里痛醒。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为他祈祷，希望病魔在他身上肆虐少一些。 6月14号，我和我先生前往维多利亚看望黎教授，并请他签署一些授权文件以了却他最后的一个心愿。为了慎重，根据丁果先生的提醒，我们还将拍摄黎教授签名时的照片留档。在跨海渡船上，我望着外面的海水，悲哀地想：人生有如驶船，宽阔的海面或风和日丽，或白浪翻滚。但无论怎样，巨大的船体总是能载着我们，劈波斩浪，平稳地将我们送达目的地。黎教授多次过往温哥华，经常乘坐渡船，不知他是否也有同样的感受。今后在这条航线上，恐怕再也看不过他的身影了。
下午两点多，我们来到了黎教授的家。黎教授夫人开门后，立刻把我们带到了黎教授的卧室。此时虚弱的黎教授，一看到我竟然掉下泪来，声音哽咽着，紧紧握住了我的手，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一分钟后，想到不能过多打搅黎教授休息，我就拿出授权文件，请黎教授签名。此时黎教授已经无力看完全部文件内容了，他的弟弟就用广东话念了一遍，之后我扶着黎教授坐起来。黎教授拿起笔，庄重地在授权文件上签下了“黎全恩”三个字。之后说到：“我还参与一个项目，是关于多伦多和渥太华等唐人街的项目，我想叫你介入，我把多伦多大学梁教授的邮箱告诉你，希望今后你替我参加。”说完他在纸上写下了简单介绍。我明白黎教授此时仍关心着他多半生孜孜追求的事业和我的未来，一行泪水止不住在眼中滚动。
从黎教授家告别后，我感到忐忑不安，几乎一夜未眠。我和黎教授的结缘起始于2011年《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的撰写。自从我和黎教授与丁果合作以来，一直为他们的身体健康祈祷。黎教授身体大致还可以，为此我们一起走过七、八年的写作岁月。我们不光共同完成了《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2015年我与黎教授在《华侨出版社》出版的《华侨与中外关系史》论文集中，推出“一战华工和华兵在加拿大的历史遗迹”的论文。2016年，黎教授、丁果和我在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年加拿大政策发展报告》中，推出两篇学术论文。然而这一次上天没有按照我的祈求方式施展大能，一天之后，黎教授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我在寂静中坐了很久，默默浏览有关黎教授的视频网页，仔细倾听他的话语，似乎他还健在。半个小时后，我像是站在梦乡，记忆的海洋汹涌翻腾起来。2011年，中国《人民出版社》的侯俊智主任和我提起，想聘请海外华人学者撰写加拿大华侨华人历史，希望能找到加拿大著名学者来领衔。当时我正要出版移民小说《移民梦》，我为写这部小说曾经采访过一些新侨。由于经历过新移民初期艰辛生活，我对移民历史有些兴趣。而此时我认识丁果先生，知道他水平高超。在得到丁果先生肯定的答复后，我答应了侯俊智的要求。2011年夏季，我开始从网上浏览了关于加拿大华侨华人移民历史文章，并和丁果先生进行沟通。丁果先生很快提到了黎全恩教授的名字，并告知黎教授因为患病，不久前刚捐赠了一批华侨华人历史资料给多伦多大学。
自从知道黎全恩教授是华侨华人移民史学家后，我曾从网上浏览过有关他的资讯，仔细看过后才发现黎教授是维多利亚大学的“荣休教授”，过去几十年专门研究加拿大及美国的华埠发展。他曾实地考察过加美两国40多个华埠，发表过300多篇学术文章和10多本学术专著。在学术领域里，黎教授获得过很多学术奖项，其中《加拿大华埠发展史》(Chinatowns : Towns within Cities in Canada)是华埠研究的权威著作，曾在1988年获卑诗省历史学会书籍优良奖。《维多利亚之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 within Victoria），是1991年最畅销的书籍之一。其它英文书籍著作还有1998年出版《枫骨中华魂》(Canadian Steel, Chinese Grit )，2010年出版《唐人街权力核心》(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hip: Case Study of Victoria in Canada)等等。黎教授故此被誉为“唐人街研究之父” 。不仅如此，黎教授还获得很多重要非学术性的荣誉名衔，例如1980年获维多利亚市“荣誉市民”称号。1983年被授予加国最高荣誉“加拿大员佐勋衔”。1992年11月，获加拿大成立125周年纪念奖章。1993年获加拿大125周年纪念奖章。2002年获伊丽莎白女皇二世金禧纪念奖章。
在清楚晓得黎教授的重量级学者地位后，我的心里存有疑问，这么一位了不起的学者，肯接受我们的邀请吗？我想了一下，又继续寻找相关资料。这一次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绍说在1979年，因为加拿大第一个华埠即维多利亚唐人街建筑残旧，曾有些人建议拆掉唐人街。维多利亚市政府就是否保留曾在华埠咨询民意。1979年3月，维多利亚市政府聘请黎全恩教授为调研学者，调研访问华人意见。黎教授把收集市民对华埠发展的意见， 编撰《华埠发展报告》递交市政府。最终，市府采纳了建议，美化了华埠，黎教授由此获得很多人的尊重。我看后心想，黎教授通过努力，保留了加拿大最古老的唐人街，肯定是因为热爱唐人街，酷爱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以才与平民百姓打交道。这样一位令人敬佩学者，应该是平易近人的，我应该尝试接触一下。
2011年7月的一天，我与黎教授联系好后，乘轮渡来到了维多利亚黎教授所在的家中。我有点感到意外的是，黎教授没有一点架子，人很和善。他们夫妇二人热情地接待了我，还请我吃了午饭。此次之行，我有点撞运气，但是可能由于心诚，上天也有动心的时候，缘分的渡口码头由此建成。
在拉开黎全恩教授、丁果和贾葆蘅一起撰写加拿大华侨移民历史的序幕后，三人小组当中，黎全恩教授已经在移民历史领域耕耘40多年，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他的唐人街研究，成为《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一书中最重要的史实基础。丁果先生纵横学术界、评论界和传媒界30多年，其博古通今的知识架构，为该书在理论上推陈出新，开创了华侨华人移民历史研究一些新的领域。而我之所以有幸和两位重量级人物合作，完全是因靠自身的勤奋努力。今天我相信只要真心想做好一件事，整个世界都会为之开路。然而当时尽管我周而复始一天十几个小时在移民历史大海中拾贝，并且在华人社区进行采访调研，但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几十年的学术修养和积累，不是两、三年快速学习就可以赶超的。我在撰写移民史后，深感自己对移民历史了解不够，要学的东西太多。可我又是幸运的，黎教授和丁果先生都在诲人不倦地教导我、引领我、提携我，使我一步步踏进了移民历史领域，少走了很多弯路。因为我是新手，我在写作中有着各种各样的问题，每每向黎教授咨询时，他都是第一时间答复，几乎每一、两天，我们就有电子邮件往来，就这样我的学术水平一天天提升。可以说，如果没有黎教授和丁果先生的教诲和引领，我不会在短短两、三年中，就知道诸多正确的移民历史事件。因为要想写出经得起考验的学术著作，需要花大量时间考证和调研，需要有呕心沥血的精神。在写作过程中，我确实感到极其艰辛，在一次复印华侨史书时，因为劳累过度几乎跌倒。那一瞬间我相信黎教授在史学领域成就辉煌，一定有过巨大的付出。因为任何想走天堂的路，都是在地狱般的苦难中磨炼而成的。
黎教授曾郑重讲过，彼此早些认识就好了，希望我能到维多利亚读书，做他的学生。不仅如此，为了使我尽快掌握准确华侨华人历史知识，他特地把曾出版过的著作和论文送给我。我如饥似渴阅读后，既了解到华侨华人历史，也知道了黎教授在华人移民历史研究中的艰辛付出。例如他为了了解卑诗省天鹅湖华人墓地具体情况，曾花几年时间查证，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事情。在他著作中有很多权威数据和原始图片佐证，他每写下任何一小部分文字，都认真考证。
我们三人辛苦工作，黎教授和丁果先生曾在手术后都不歇息。由于黎教授拥有多年实地考察经验和第一手权威资料，使我们在撰写早期华人历史史料中少犯很多错误。在我们共同努力下，2013年广州市举行加拿大文化月，介绍了我们即将出版的《加拿大华侨移民史》。2013年年末，《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书中很多早期珍贵历史图片都是黎教授精心挑选的，也有不少地图是黎教授绘制的。
该书一出版，当年就获得《人民出版社》十大优秀学术著作奖和“经典中国工程”国际出版基金的扶持。在国内，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海外版》、《新京报》、广州图书馆等都有采访和报道。在国外，加拿大OMNI电视台、加拿大环球电视台（Global）、加拿大城市电视台、加拿大961中文台、加拿大SHAW电视台、星岛日报、明报、世界日报、温哥华太阳报（Vancouver Sun）、华侨时报、维多利亚大学、UBC大学等几十家媒体和学术机构也都有报道和好评，加拿大圣力嘉学院孔子学院还邀请我们做了移民史演讲。2015年，《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获得台湾海外华文著述奖学术类第一名。2016年，《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858-1966》英文版在加拿大正式推出。
在撰写移民史期间，黎教授为了使我对学术领域有更多了解，特地带我参加一些学术活动。他带我参见西门菲沙大学举办的华侨历史学术演讲活动、西门菲沙大学林思齐国际交流中心与中国驻温哥华领事馆的学术交流活动，《加拿大华裔历史纪要》发布会等，使我打开了眼界。
2016年8月，新华社驻温哥华分社社长江亚平和我一起采访黎教授，当时黎教授为了使我们有更多感同身受了解早期华侨华人历史，带着我们到维多利亚华埠和哈宁角华人墓地实地考察，他仔细介绍维多利亚华埠发展历史和哈宁角华人墓地来历，使我对早期华人历史有进一步了解。那一次，黎教授还带着江社长和我到维多利亚大学查看早期华人资料。意外收获的是，在维多利亚大学挂有该校一些著名学者的照片中，我看到了黎教授的照片，由此深深感到黎教授在学术界的巨大影响力。
自从2013年年底，我们开始了《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967-2001》的写作后，三人都投入了大量心血和时间。黎教授把早就准备好的1967-2001华人人口数据和华人宗教等数据，一一交代给我。他根据多年研究，把我们1967年之后移民史书中移民政策一章，划分了阶段：1967移民政策、评论移民政策(1973-1981)、减收移民入境(1982-1984)和增收移民入境(1985-1989)等。在《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967-2001》唐人街一章中，凝聚着黎教授多年心血结晶。
我为了熟悉全加拿大华埠情况，曾先后到多伦多、蒙特利尔、温尼泊、埃德蒙顿和渥太华华埠调研。对于我的调研，黎教授曾特地给这些华埠朋友写信，说帮助我就是帮助他，他要当地朋友接待我，给我提供当地华侨华人的历史资料。
回顾过往，正是黎教授多年的栽培和提携，给我提供很多机会，才使我的移民历史知识逐步增长并成长起来。可是今天，我却永远地失去了他！一想起再也收不到他的电子邮件，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我感到异常悲哀。多么希望合作时期的美好时光重新回来！多么希望再听到他的电话：“Bobbie，我又来温哥华了，叫上丁果，一起谈谈移民史写作事情。”
2018年之后，黎教授的邮件少了，可却时常有电话打来。我没想到这时他的癌症恶化了，强烈的病痛向他袭来，使他备受煎熬。
2018年4月的一天，我接到黎教授的电话，他说有一些书籍和个人资料想送给我，希望我到他家里去取。4月15号，我来到了黎教授所住的公寓前。一下车，就看到黎教授站在公寓门外，人很消瘦。他一看见我，第一句话就问：“我们的移民史什么时候完成并出版。”我深深知道这是黎教授最后一个心愿了。我很难过，安慰他说丁果和我都在加快写作进展，希望能在他有生之年中得以出版。黎教授听后，嘱咐我好好与丁果合作，但是当时我没有仔细考虑他话中的含义！我们一起进了黎教授的家后，我看见地方放着一些资料，全是黎教授一生出版物和个人学术活动资料。其中有他在八十年代出版著名的《加拿大华埠发展史》、《维多利亚之紫禁城》(The forbidden City within Victoria)、他保存多年李东海的《加拿大华侨史》等等。我打开发旧的《加拿大华埠发展史》，看到书中添加了很多记录和内容。心中有点疑问，难道黎教授不想再看这些书籍了吗？现在才明白，当时他已经知道病情无力回天，他还知道我在学术界资历尚浅，想给我开拓一些资源。他是希望未来我能更好耕耘，把他的事业传承下去。
黎全恩教授制作的简历
这些年我们无悔的付出，让记忆得以保存。 如果时光能倒流，如果真有来世，我愿意早些结识黎全恩教授。我希望上天能使我更聪明些，能做个黎教授合格的学生，能够在他带领下认真研究加拿大华侨华人历史，并重新开启黎全恩、丁果和贾葆蘅《加拿大华侨移民史》的写作历程。
2018年6月15号温哥华下午，天蓝蓝的，阳光灿烂。我守望着祥和的天空，在泪眼朦胧中，真想再看到黎教授的身影，可是我知道世间再也没有 黎全恩教授了。 在当今的社会里，浮躁的学术风气，产生不少负面影响。而黎全恩教授的严谨之风有如一股清泉，沁人心扉。在近几十年，在有黎全恩教授和李胜生教授等一批学者的时代，用他们严谨认真的治学精神，开拓出了加拿大华侨华人历史研究的辉煌业绩。在后黎全恩教授时代，我在珍藏这份遇见同时，希望岁月不要磨砺我的心，不要消磨我的意志。我愿意尽微薄之力，把他的精神传扬出去，把他治学严谨之风推广出去。当务之急，还是认真与丁果先生合作，写好移民历史。我们三个人已经为《加拿大华侨移民史1967-2001》耕耘了四年，现在我更应该努力，完成黎教授最后一个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