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地婚恋流谚林林总总，既体现民间智慧，俏皮机敏，又透视时代特征，简洁有趣，有时说不定会叫你笑勿动。1950年代就有人为女儿取名“美满”，寄望甚豁，视婚姻为女儿一生之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各校女生择婿排序：“北大老，师大穷，清华、燕京好通融。”欲解其详，要从头听起哩！其时，北大学生年龄偏大，而师大生普遍穷（师范免费），清华虽然公费，但考入的学生大多为各省尖子才俊；燕京学费高昂，学生大多家庭富裕。至于女生，辛亥后各校才开女禁，能上大学的女生远比大熊猫稀贵，真是“狼多肉少”，女生择婿余地极大，故有上面一谚。
1949年后，中国社会大起大落，数度转型，以十年为一断代，婚恋流谚无不裹含每一时代的社会价值观。1950～1990年代，社会生活重点从政治化、工农化、军事化一路进至学历化、经济化、诚信化。女生择偶随之对应，每一时代均有特色。一谚以概括：“五十年代爱英雄、六十年代爱贫农、七十年代爱文凭、八十年代爱经营、九十年代爱真诚。”
婚恋观念方面，1950年代，凡是工人老大哥，立志嫁你没得说；1960年代，亲人解放军，见了你就格外亲；1970年代，只要城里有户口，妹妹就与你牵手；1980年代，谁是当代大学生，决心和你过一生；1990年代，富翁富翁我爱你，年岁差距没问题；21世纪，条件无须太讲究，反正天亮就分手。谚语，既概括精要，又凸显一些时代特征。细心咀嚼，总能嚼出一些汁液。
“最爱肩上有星星”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军人身份在婚恋中极吃香。1955年授衔，肩章领章一上街，军人那个香！马上出现相应谚语：“不爱金，不爱银，最爱肩上有星星。”不久，更具体更深入的谚语出现了：“一个豆（少尉）太少，四个豆太老（大尉），三个豆（上尉）正好！”门槛贼精，那个精确！“文革”时，成分凸显，家庭出身十分重要，不仅决定社会地位，更决定前途命运。于是有“只要成分好，别的不计较”。农村也有“三转一响住瓦屋，泡桐树有五把粗，新疆绵羊盖子猪（肥猪名），最好公公当支书”。
1970年代，尽管“文革”中大老粗吃香，上海文化单位的姑娘，还是偏爱大学生，喝过一点墨水的青年，能享受姑娘的倒追。康平路上海市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有一才子，几位小姑娘追他，他就装糊涂。上山下乡运动一起，不少城市知青上山下乡后与当地农民结婚。真正城乡结合，扎根一辈子。不过，1970年代底知青大返城时，知青嫁（娶）农民的婚姻大多散了，留下不少“孽债”（孩子）。生活背景差异太大的婚姻毕竟有违婚姻规律，爱一时容易，守一生太难。改革开放前，有几段婚恋流谚：大小姐找对象，收入要稳当；找干部怕算账，找官军怕打仗；找工人怕下放（按：支援内地），不如找个剃头匠。要想夫妻好，得买丝棉袄；要想夫妻长，得买的确良；花洋布，不算数，丝光蓝，不用谈；蓝卡其，不用提，最少有块红色呢。这反映出那一时代怕下乡、怕收入少、怕物资短缺等择偶标准。
“对象好寻，房子难找”
“文革”后，沪上女郎择偶标准大幅调整，最著名的谚语“姑娘找老公，专找海陆空”。海者，海外关系也，可以搞到外汇，说不定还能折腾出去洋插队扒洋分。当时沪上青工收人极低，均薪40块以下，与海外物质差距明显。陆者，父母为落实政策干部，有补发工资。当年人民币最高面值十元，不少落文政策者需要用旅行袋或麻袋领回补发工资。空者，空房子也。此前二十年只革命不建设，城市人口急速增长，而住房建设停顿，欠账太狠，谁家住房都不宽裕，上海住房尤其紧张，人均2.8平方米才算困难户，天津人均住房面积也才3平方米。空房子很重要很重要。时谚有“对象好寻，房子难找”。再说，新婚燕尔，小夫妻谁愿与老人共享一个屋顶？空房子便成了妙龄女子挑挑拣拣之际的一块重要砝码。
1980年代，上海姑娘择偶标准《十字歌》：一套家具、二老归两、三转一响（自行车、缝纫机、手表、音响）、四季笔挺、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十块钱、八面玲珑、烟酒（九）不沾、十全十美。1980年代还有一首沪女要找“五大员”的谚语，身份是党员、身体像运动员、卖相像演员、工资像海员、脑子要像驾驶员（灵活）。1990年代沪女择婿改版后的《十字歌》：“一张文凭、两国语言、三房二厅、四季名牌、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千月薪、八面玲珑、酒烟（九）小沾、十分老实。”要求全面优秀，样样良好，而且只认老婆不认六亲，条件越来越苛刻，越来越不容易达标了。
1999年，一个年近30岁的上海姑娘开出两项择婿标准：年薪不低于五十万、要有私家车（当时私家车还稀罕）。一个刚刚大专毕业的漂亮女生则开出“七要”——年龄要27岁以下、身高要1米78以上、月薪要八千以上、学历要本科以上、英语一定要好、住房要三室一厅、还要外企高级职员。另一位中学女教师的条件是“七勿要”——东北籍勿要、戴眼镜勿要、月薪三千以下勿要、相差五六岁的勿要、A型血勿要、天蝎座勿要、属鸡牛狗的勿要。得到的评论是：条件难以满足，只会耽误青春。尤其A型血勿要、天蝎座勿要、属鸡牛狗的勿要，笔者至今也不明白原因。
“剩女尽甲女”
进入21世纪，沪女择婿标准渐归理性。2001年《新民晚报》载上海杨静姑娘23岁时择婿标准：“面孔像演员，身体像运动员，工资三千元，家有小花园。”可直至31岁，杨静见过五十多位男士，仍未找到符合上述“四标准”者，不得不逐条放弃，一点点降低门槛。32岁了，杨姑娘降至最后底线——“面孔有点像演员”，与小一岁的某男“姐弟恋”，终于出嫁。然而，婚后半年丈夫“外插花”——外面有“方向”，猛搞婚外恋。杨女大闹，一年后离婚。其妹杨文则很早解决了个人问题，找了一位“三无”对象——无钱无房无貌，有的则是有毛病无劳保的老母与读高中的妹妹，唯一的“有”，就是懂一点计算机，算有点“才”。当然，妹妹的婚姻后味很甜，夫妻恩爱苦亦甜。“再好的生活也不如金子般的心”，杨家姐妹的婚恋故事，无非再次印证“人的因素”第一，内在素质比外在条件重要。
“宁愿在宝马车上哭，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2010年，一位20岁的女模特在江苏卫视“非诚勿扰”节目上一语成名，全国青年有骂有叫有摔有跳。商品社会，消费时代，金钱不可能不时髦，喜欢傍大款的姑娘越来越多了。上海面向大洋背倚长江，首沐欧风美雨，开埠以来一直引领寰内风气。就像浓油赤酱的沪菜，沪女择偶标准也极具特色，既引领潮流，也凸显时代特点。上海三宝——小笼包、石库门、嗲囡囡。“嗲囡囡”的“嗲”，很有点内容呢。用今天的沪语来说，就是“相当作”。
作家很敏感，旧时鸳鸯蝴蝶派作家程瞻庐（1879～1943），其小说《众醉独醒》第十七回就挖苦一位女校校长，甚是发噱：这位子虚女士，又是眼高于顶的，不但注意门第品貌，亦且有三大条件，做那择婿的标准：一是三十万以上的家产，二是二十岁以下的年龄，三是大学毕业的程度。这三大条件便难倒了许多待阙鸳鸯觅偶鸾凤。后来，她老子业已去世，自己又过了花季年纪，平日又喜欢吃肥鱼大肉胖鸭壮鸡，不知不觉地换去了全副秀骨，长就了一身痴肉，同那及笄时代的模样竟是天差地远。从前的模样，亭亭倩影，三分是精神，七分是风韵，现在的模样，团团肥面，三分是糟粕，七分是脂肪。寥寥数笔，将一位高不成低不就虚度花季的中年胖妇，勾勒得惟妙惟肖，弄得笔者印象极其深刻，至今仍能找到这段描写的出处。
子虚女士所开列的三大条件——财产、年龄、学历，仍为当今许多“嗲囡囡”所继承。年轻富有、文化修养、显赫门第，不能不说抓住了_上下五千年历代择婿之精要，或曰抓住共时性的“基本建设”。事实上，一定的客观基础也是美满婚姻的必要保障。只是上帝有眼，不会将好事全堆给一个人，故有金谚“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子虚女士要求“三要素合一”，一个都不能少，因“求全责备”而蹉跎岁月，由窈窕淑女熬成中年胖妇，从‘三分精神、七分风韵”落至“三分糟粕，七分脂肪”，也就有了某种哲学必然性。怪不得对姑娘最难听的诅咒：“嫁不出去！” 就像淹死的都是会游泳的，剩女一般都是太挑的，不知适可而止。用今天的话来说：“剩女尽甲女”，还真是呢。
“有才不怕没财”
女性在进步，男性也不会停下脚步，也在与时俱进。如今男性也挑拣得厉害。光有“番司”（face）没有内涵的女子，怕是不一定找得到好伴侣。随着经济发展与物质渐渐脱贫，文化、情感等正能量在婚恋中的比重渐渐攀升。另有一谚“穷得只剩金钱，富得没有文化”。只有金钱没有文化，到底跷脚失衡，难保婚姻质量。随着知识经济的车轮越加速，社会对人才多元化的认识日益深入，社会大环境也提供了“才财两等”的现实支持，“有才不怕没财”渐得印证。如此这般，从根本上纠正了商品时代初期诸多错移的价值观。最新沪上择婿谚语“只要学问深，便把彩球抛”。一般来说，好树才能停靓鸟，好汉才能娶好妻，社会越发展越理性，赖汉娶仙女的概率大大降低了。
1990年代，深圳、广州引领改革开放潮流，粤语一时很时髦，“老码头”上海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进入21世纪，上海各方面正在迎头赶上，加上浦东新近开辟“自由贸易区”，有人估计经济发展潜力将很快超过香港。婚恋、服装、切口等“生活阵地”，上海在一点点“收复失地”，也许不久将重占鳌头，再引潮流。
纵观二十世纪各时段婚恋流谚，从1920～1930年代的“经济+文化”，至1950～1960年代的政治化、工农化，再到1970～1980年代的“拼爹”，1990年代回荡至“经济”，再进至2010年代“经济+文化”。百年婚恋价值取向演绎出“否定之否定”的轨迹，其背后衬垫的历史含蕴当然就更厚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