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86岁的著名导演张骏祥陷入了阵发性昏迷中，经常连亲人也认不出来。一次，他对妻子周小燕说：“你来迟了，刚才白求恩来过了。”也许，这就是导演与遥在天国的白求恩大夫的心灵相通吧。

《白求恩大夫》，是新中国首部外国人参与剧本创作的电影，也是“文革”后首部上映的“禁片”。在张骏祥百年诞辰之际，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张骏祥传》披露了这部影片的幕后故事。加拿大作家的剧本离当时中国电影的政治原则和艺术规范太远。早在解放之初，文化部就有拍白求恩题材电影的想法，当时考虑的是改编周而复的传记小说。周而复是最早接触白求恩的中国作家之一，先后写了报告文学《诺尔曼·白求恩的断片》和长篇小说《白求恩大夫》。周而复表示自己不懂电影，但还是交出一个初稿。但以后便无下文，后来才听说是时任中宣部电影处处长的江青有看法，认为“中国人民的斗争生活还拍不过来，为什么要去拍外国人的故事”，这个题材只得搁置一边。

到了1958年，这个题材又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周而复明确表示没时间再搞这个题材，文化部只有另择目标，那就是加拿大的两位作家泰德·阿兰和西德尼·戈登。阿兰和戈登都与白求恩有所交往，他们合作写的《手术刀就是武器——白求恩传》史料丰富，叙述客观。文化部将剧本任务交给了上影并召张骏祥进京与两位老外商谈。

商谈过程中，两位加拿大作者不解的是，中方最关心的是白求恩的思想历程，包括白求恩如何从人道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来中国对于这一转变的意义等，但对白求恩的行为举止、脾气习惯等细节却不甚注意。另外一些分歧则很有趣，阿兰提出15岁的八路军勤务兵有童工之嫌，张骏祥只得解释八路军是大家庭，“小鬼”也不干重活。数月后，戈登交出初稿。此时，文化部明确海燕厂承接白求恩影片的拍摄，张骏祥担任中方编剧。一切都像是要上马的样子，但剧本送上以后又一次杳无音信，原因仍是没有人能对种种不确定问题拍板，对剧本也意见不一。

阿、戈的初稿确实存在弱点，如陈荒煤评价，“中国人的形象没有一个活的”，另一个问题是白求恩的形象没有发展。他们的剧本离当时中国电影的政治原则和艺术规范太远，他们从西方人的角度看白求恩，当然要强调他的个性，也不可能忽略他的私人生活以及与政治理想之间的关系。而在当时的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空间包括家庭、兴趣等等，是要严格筛选的。

虽然白求恩这个题材暂搁了，但文化部的规划中还保留着它的名额，还明确了由张骏祥任此片的导演。作为导演，张骏祥需要细节，需要生动活泼的素材，这些只有采访才可能得到答案。在张骏祥的采访名单中有元帅、将军，也有太行山深处的老农民，更多的是当年八路军的基层干部和战士，还有战地医院的院长、医生。

除了在北京、石家庄等地的采访外，张骏祥沿着白求恩走过的路线，作了一次跨越三省的长途旅行。1962年5、6月份，他和八一厂的赵拓从北京出发，经西安到延安，再返回西安赴太原，从太原经阳曲、忻县到五台，由五台进山到耿家镇，当天就去松岩口探访白求恩住过的屋子和战地医院的遗址，然后离耿家镇到河北村，看白求恩的另一处住地和晋察冀军区卫生部旧址，结束后返五台，翌日回太原转赴保定作采访，又从保定去河间，第二天去齐会，看白最后的住地屯庄。他曾经想沿陆路走一遍白求恩在中国经历的全部路线，但因种种原因作罢。

张骏祥的采访本上记录了这样一些逸闻和细节：白求恩脾气大，容不得一点马虎。消毒不到位、手术器械没摆好、晚上护理值班打瞌睡、做手术时聊天抽烟、不肯为伤员洗澡洗脚、嫌伤口臭戴口罩等等，他都要发火骂人。白求恩亲自给伤员洗澡洗脚刷牙。领导给的马自己不骑给服侍他的小战士骑。批评了人，骂了人，过后又亲如一家。白求恩吃穿不在乎，但不抽烟不行。到一个地方就和接待他的首长、百姓又拥抱又亲吻的，弄得人家很尴尬。行军途中，驮药的马必须靠近他，一走远就不放心。对日本俘虏他不大情愿给他们治疗。

领导曾想给他介绍一个中国妻子，被他拒绝，理由很简单，语言不通，习惯不同，在一起也不会幸福。这些细节在后来的影片中基本没用，这在当时的环境和氛围下是必然的。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张骏祥重新编写剧本，到1963年剧本发表之前他改了不下四五次。在剧本得到比较一致的肯定，并于1963年初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后，张骏祥慎重地向文化部和海燕厂、八一厂两家出品方提出拍摄时间表，他建议这年的3—7月作筹备，然后开机，到第二年的3月停机。此时，国外部分的戏的拍摄问题摆在了有关人员面前：拍还是不拍、拍的话到哪里拍、怎么落实等等。

张骏祥一直坚持影片必须有白求恩来华前的内容，理由如他在十多年后的文章里所说，“没有这一部分，观众就不知道他是抱着多么强烈的对法西斯的憎恶和仇恨到中国来的，会对白求恩的某些行为不能理解”。考虑到种种实际困难，张骏祥经过仔细排比，把国外场景的拍摄量压减到最低。但最后，还是夏衍把话说明白了：“拍国外部分现在有困难”，“把国外戏拿掉，先拍中国部分”，“前面的来历（指白来华前的经历）想办法交代一下”。另一个伤脑筋的是主演的人选问题。在不可能请到西方专业演员、也一时找不到领导要求的“思想进步的外国演员”的情况下，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聚集到谭宁邦身上。

谭宁邦，美国人，曾是电台播音员兼制作人，是少数的在1949年后仍留在中国的西方人之一。他对表演不陌生，加之相貌堂堂，是新中国电影里演外国角色的不二人选。尤其难得的是，谭宁邦对《白》的剧本给了很高的评价，称赞它“结构好，戏剧动作生动，人物性格突出”。事后人们都认为，选择谭宁邦虽然是个无奈之举，却是个正确的选择。1963年9月份，电影开机。摄制组住在部队招待所里，伙食标准很低，少见荤腥，张骏祥同大家一样啃咸菜下饭。生活将就，拍戏却一丝不苟，为了只有20多个镜头的人物的化妆，导演和摄影师同化妆师研究扮演者的脸型，整整多用了大半天。对白求恩骑的大白马，张骏祥也让道具员跑了好几个军马场才找到中意的。在上海摄影棚里拍白求恩在河滩边的戏，因上海的石头与北方的不一样，用泡沫塑料做又显得假，张骏祥硬是从一千多公里外拉了十多吨石头回来。

在长达五六年的筹备和创作中，张骏祥不仅只是一个创作者，也逐渐地走近了白求恩，感到了与白求恩在心灵上的相通，譬如在对工作的认真负责的精神上，在为了工作坚持原则，不讲情面等地方。拍摄中，张骏祥竭尽了自己的功力，也倾注了对拍摄对象的感情。拍战士们抬白求恩的遗体的戏时，漫天风雪，小战士抬着担架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齐膝的雪地里，《游击队员之歌》颤抖地响起，从不轻易动容的张骏祥不禁热泪盈眶……

《白》完成后被搁置了一年，1965年，张骏祥试探地送审，但文化部仍在整风，拒绝受理。12年后，《白求恩大夫》成为“文革”结束后第一部上映的“禁片”，得到一片称赞声，它的质朴、真挚让观众看到了某种久违了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