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导致教育分层

在美国，早期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的，几乎都是上流社会的子弟。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国社会的主流阶级往往掌握着十足的优势。自19世纪早期开始，最早的精英阶层，即殖民时代来自英国的移民，他们牢牢占据着美国的上流社会。他们的子女在教育上享有绝无仅有的特权，子女从私立中学毕业之后可以直接升入常春藤盟校，并在此期间与其他名门望族建立联系，接下来他们的舞台就会是在美国的财经、文化和政治等重要领域。但这么做难免会遭致非议，于是他们尝试制定一些看似客观，实则偏向自己的录取门槛，比如哈佛和耶鲁规定，入读的学生必须要通过希腊语和拉丁文的测试，但实际上，其他族群的公立学校是不教授这两门语言的。

这个具有明显偏向性的规定很快被废除。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其他族群开始兴盛起来，其中在教育方面最具有突出优势的就是犹太人。彼时学校用成绩选拔人才，很快，犹太移民在常春藤盟校的入学率一路飙升，精英阶层害怕自己孩子的资源被进一步抢夺，于是修改了录取标准，在成绩要求的基础之上，增加了一系列有关素质教育的要求，比如体育素质、社交能力、领导力品格等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美国名校一直以来都在为主流阶级服务的，虽然吸纳了一小部分其他族裔的精英，但都有严格的数量限制。直到中产阶级崛起，他们在培养孩子上投注了巨大的精力，使之不断向学校的标准靠拢，因为他们深知，把握优质的教育资源，就是稳固社会地位最重要的一步。

美国高校之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一代藤校，代代藤校”。

一方面是因为精英家庭比底层家庭更懂得教育和知识的力量，因此他们用手里可动用的资源、财富建立起了高高的教育壁垒，一步步将他们精心打造的孩子送到社会的上层。另一方面在美国常春藤名校中，每年有40%左右的学生属于“Special Class”，即他们因为某些方面的优势而在招生录取中收到了“特殊照顾”。

这些人群包括了：

　　1、校友子弟（仅限父母或祖父母曾经是该校的本科学生，研究生不计)2、超级运动员（国际级、国家级至少是省级的优秀体育队员)3、少数族裔（如非裔美国人、拉丁裔美国人、美国原住民等)4、捐助者（如果为学校提供可观数额的捐助，会增加学生录取的机会)5、与学校董事会有特殊关系的特殊人士（如金融大亨、知名政客等)从本质上来说，美国教育分层只是社会分层一个侧面反映。即使发展到今天，美国各地区的教育资源分配都有着明显的不公。由于当地公立学校的资金来源为当地城市的房产税、物业税等，可以想见，富人区的学校教学资金充足，人才辈出。而穷人区的学校教学质量差，孩子们无法通过教育改变命运，恶性循环周而复始...

轻松学习是个“假象”，西方孩子在学习上更轻松吗？实则不然。

《不平等的童年》一书的作者安妮特·拉鲁和她的研究团队，曾花费将近10年时间，断断续续地采访了88个家庭，跟踪观察了12个不同阶层的美国家庭后发现：美国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父母，在育儿方式上存在明显差异。美国工人阶层及住在贫困街区的孩子对待学习确实更轻松“快乐”，他们的小孩放学后往往无所事事，要么在家看电视或者和邻居家的孩子玩耍，拉鲁将这种教育方式称之为“自然成长”。而富有家庭的小孩，日程从早到晚被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些家庭会有组织地去培养孩子的认知、天赋、团队协作及领导能力，这种教育方式被称为“协作培养”。

美国中产阶层的小孩课外活动被被各种体育运动所占据

此外，虽然美国的基础教育完全免费，但在美国高中，没有一个学校会给学生提供SAT或ACT的考试辅导，于是，辅导班成了考试必备。但孩子周末报个补习班，随随便便都要花上几万块，只有富人家的孩子支付得起，因此他们的SAT成绩也相对更具优势。美国高校在录取招生时则十分关注学生的个人能力，而个人能力的体现就是丰富的课外校外活动，而一个夏令营、一次辩论赛，累计起来费用高昂。至于贫困家庭，他们可能连居住的地方都十分偏远，除了手里的课本，他们见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世界。

美国也有“毛坦厂”

关乎毛坦厂、衡水中学之类的中学，一直以来都饱受诟病，很多人认为这样“填鸭式”的应试教育应该得到修整和改革。但“毛坦厂”从来不是中国的专利。在美国同样有一个公立学校，叫做KIPP（the 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它实质和毛坦厂一样，就是实实在在的高考集中营，那里聚集的都是来自底层人民的孩子。中国的教育一直有一个特点就是“有教无类”，这一点在 KIPP 也同样适用，KIPP 的老师表示，学校敞开大门招收学生，先来者先招，无论学习成绩如何，无论他来自何地。但因为生源无法得到保证，刚刚入学的时候，新生阅读和数学成绩往往落后于同龄人两三个年级。

为了赶上进度，整个教学过程是充满死记硬背的机械式程序，学校教学重视课本的权威，老师每天需要做的就是帮助孩子们在最短的时间里有效地记录下考试内容。学生们也并不被鼓励阅读多少课外书，培养多少才艺，或是适当的丰富人生阅历，他们的目标简单直接，就是拥有更高的成绩去申报一个好的大学。对于这些孩子们来说，他们改变生活的唯一途径就是应试教育，这个效果是非常显著的，它的存在，让很大一部分底层出生的孩子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从全国的数字来看，80%的KIPP毕业生最终上了大学，而在这些学生居住的社区，打算上大学的学生比例还不及 25%。

素质教育更适合中产阶级，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力时间，去培养孩子各种各样的能力。而他们教育的核心目标也不仅仅是为了让孩子安身立命，更是为了教会孩子怎样选择、抓住机遇，甚至改变世界。素质教育对于底层人民来说，是可望不可及的奢望。他们的最直观诉求就是让孩子接受更可能高的教育，让大学把他们培养成拥有一技之长的优秀人才，而这，正是一个孩子、甚至于一个家庭改变自身命运仅剩的道路。虽然残酷，却是不争的事实。

现如今，中产阶级的教育焦虑在媒体笔下被渲染得愈演愈烈，但这些压力并非今天的中国社会独有。在韩国首尔的大峙洞，鳞次栉比的补习班广告牌，在漆黑夜色中闪耀着荧光，迎接着刚刚放学的孩子，来到这里上课、辅导直至深夜。在印度拉贾斯坦邦东部科塔的补习学校，一个教室可以挤满了200多个全神贯注的学生，为了考上印度最好的大学，丝毫不敢懈怠。同样，美国的学生也穿梭于各种补习班，甚至一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纽约时报》的记者就曾描述过纽约街头大批家长们冒着零下7摄氏度的寒风，赶来为子女们排队报名补习班的场景。

自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虽然美国其他行业在苦苦挣扎，但补习行业却蒸蒸日上。如今，美国补习服务市场出现了近50家特许连锁辅导公司，最大一家是源自日本的公文(Kumon)数学和阅读辅导中心，旗下拥有约1400家连锁机构。

不难看出，其实每个国家的教育体制都拥有自身的优势和弊端。从某种角度上来说，美国的穷人甚至比中国的穷人面临更深的绝望，因为美国的财富和社会分层已经形成，由此附加的现代教育无异于巩固了这种分层形式，而穷人少有打破分层的机会，唯有接受命运。正如罗振宇所说：如今，全世界的孩子都在面临严峻的挑战，而学习无疑是他们站上时代舞台最好的装备。